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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接下来的一周，友谊宾馆三楼彻底进入了战时状态。

    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低声讨论。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香烟和浓茶混合的味道。

    根据分工，四个小组如同四台精密的仪器，开始全负荷运转，对大西区这座庞大的机器进行体检。

    党务工作组占据了最大的会议室。长条桌上堆满了从区委办、组织部搬来的案卷。

    他们在查阅近五年来区委常委会的会议纪要、民主生活会记录，以及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始档案。重点是看决策程序是否合规，有没有搞“一言堂”，有没有违规提拔。

    廉政建设组则显得神秘许多。他们锁着门，对着一堆信访举报件和纪委的处分卷宗发愁。这些卷宗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什么公车私用、大吃大喝，真正涉及核心利益的硬骨头几乎没有。这显然是经过筛选的。

    经济工作与国企改革组最忙。老赵带着人，对着几麻袋的财务报表、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书猛攻。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，计算器按得冒烟。他们的任务是摸清大西区国企的家底，看看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，有没有虚报产值。

    民生与信访组则深入到了基层。他们虽然人在宾馆，但电话没停过，抽样回访那些上访户，核实低保发放、下岗职工安置的情况。

    一切看起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。

    然而，怪事发生了。

    肖建宇坐在党务组的角落里，手里拿着一份1994年的干部任免卷宗。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甚至有点想笑。

    太容易了。

    这根本不是那种费尽心机想要掩盖什么的材料，反倒像是一个穿着满身补丁衣服的人，故意把补丁最大的那一块亮给你看。

    这份卷宗里记录了一个叫王大伟的干部的提拔过程。从科员到副局长，只用了两年。程序上看起来完美无缺，但在“民主推荐”那一栏，原始票数统计表里，反对票和弃权票加起来超过了半数。

    可是，最后的常委会决议上，却是“全票通过”。

    而在那次常委会的记录里，主持会议的正是区长王满金（当时还是常务副区长，受书记委托主持），他在会上说了一句：“王大伟同志虽然年轻，但敢打敢拼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要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被完整地记录在案，甚至还用黑体字加粗了。

    这简直就是把“违规用人”四个字写在了脸上，然后递到了巡视组手里。

    肖建宇合上卷宗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。他本来以为要像考古一样用刷子一点点扫去灰尘才能发现端倪，没想到有人直接把古董摆在了路边。

    次日上午，党务组听取区委组织部的工作汇报。

    汇报人是组织部长孙亚平。

    孙亚平四十出头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说话声音洪亮，一副精明强干的模样。他没拿稿子，对着巡视组侃侃而谈，从干部队伍建设讲到基层党组织活力，全是套话，滴水不漏。

    就在大家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，肖建宇突然插了一句：“孙部长，我看咱们区在干部任用上很有魄力啊，比如94年提拔的那个王大伟，当时争议不小吧？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孙亚平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后迅速恢复正常，甚至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。

    他叹了口气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肖专员真是火眼金睛。王大伟那个事儿……确实，当时部里的意见是不成熟，考察组回来的反馈也是群众基础一般。我们组织部呢，也如实向区委做了汇报，建议暂缓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记录员的笔尖，加重了语气：“但是呢，当时的区委领导，特别是王区长……哦不，当时还是王常务，他认为搞经济工作需要这种有冲劲的干部。我们组织部虽然坚持原则，但也要服从大局嘛。毕竟，那时候大西区的经济压力大，领导们也是急于求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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